您是如何走上绘画之路的？
我可以算是出生在书香门第，父辈长于书法字画。高祖制定“钟灵毓秀”为后辈名序，我为秀字辈。一出生祖父即给我取名为“秀竞”，取号“千岩”字“峥”，模山范水，与山山水水结下了渊源。受父辈影响，不知不觉间便喜欢上了绘画，并考入浙江美术学院（现为中国美术学院）62届山水专业。渐次悟得，人生唯有真情怀，尽己之能亲其山、痴其水。就此，我的一生被锁定在中国画的艺术生涯当中。
在浙江美院的学习经历收获最大的是什么，从老师们身上学到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
美院的学习经历，是我一生中最为美好的时光。当时，受顾坤伯、陆俨少、陆维钊、潘韵等当代著名大家的亲授，至今，我依然感蒙诸位先生谆谆教诲之万幸！中国画蕴于笔墨的艺术高下，终在境界与品味。陆俨少先生的笔意墨韵是我的启蒙，先生融“气象高华壮健，笔墨变化多方，韵味融液腴美”为一体，令我感悟到，要把主观精神世界在感受自然中升华。从老师们身上学到的，不仅是专业上的笔墨运用、绘画风格，更多的是如何读书做学问，如何做品格高尚之人。
作为一名浙江籍画家，浙派山水对您的影响是什么？
浙派山水，注重于笔墨的造型，追求笔简意远、遗貌取神的写意精神，这是一种在特定地域文化精神熏陶下所形成的。刚健大气，同时又刚中见柔、刚柔相济。著名的浙派山水画家，像是潘天寿、黄宾虹、我的恩师陆俨少，他们在山水画创作中的一些画学理念、笔墨创新、独特画风，均已成为浙派山水后辈们学习的经典，对我来说，也是如此，力求使画中透发的文化性、抒情性以及审美性更进一个层次。
敦煌是中国艺术的宝库，您是如何注意到它，它如何影响您的创作？
敦煌的壁画，是我国壁画艺术的精髓，要说是如何注意到它，不如说是根本绕不开。敦煌艺术最为直观的美学理念就是要不断追求多样统一和谐的美，是一种融合的艺术美感，比如说，用色的深浅并不难，难的是色彩之间的融合，讲究浅而不薄、艳而不俗。敦煌壁画的用色大多以红、黄、绿、蓝、白、黑、褐为主，色彩绚丽、细致、浓重、浑厚，色彩强烈对比之下，形成了唐代重彩风格，也形成了中国重彩工笔画特有的美学审美观和特有的艺术表现力。
同时，线条作为我国传统绘画的艺术语言，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表现力，敦煌壁画能够以简练的笔墨，塑造出个性鲜明和内心复杂的人物形象，往往在不经意的落笔起稿中，就有一种自然流露于笔墨间。
这样的重彩风格，线条中包含的抽象意蕴，对我的作画具有相当程度的指导和借鉴意义。
海外的游历和居住对您绘画最大的改变是什么？
我多年居于国外，曾有位美国朋友来到画室，问我：“Why only white and black？”（你的画为什么只是黑与白？）当时我无言以对，他不懂“墨即是色”的道理。
海外游历期间，我游访过西方各国，参观了很多大小博物馆和展览，其中，现代印象派、表现主义、抽象派等各派绘画，震撼了我的心灵。西方艺术讲究个性的张扬、心灵的表达，有感悟也有情韵，特别是那色彩绚丽之胜，最能打动我，那种通过色彩所展现的强烈、深沉，以及对心灵的冲击力，是我希望借鉴并加以运用的。
中国画讲究“写意”，恩师陆俨少讲“中国画贵在似与不似之间，似乃具象，不似为抽象”。从这点上来讲，西方现代艺术和中国画的意韵诗境其实是相切合的，故而我对色彩的探索已有期许。
潘天寿说“中国画与西画要拉开距离”，是的，中国画的色彩本身就有一套完整的传统法则，怎样发挥推进中国画的色彩问题，又不失传统笔墨之美，历来都有所为。林枫眠先生强烈的色与墨表现，讲究光与色的互补，调子灰而协调统一，在构成和境界上，呈西画模式，重中国画特色。张大千、刘海粟的泼彩，虽容力流动，大块的石青石绿，却与山石、树林并不吻合，有悖于山与水的形态，成了一块平展的装饰，只是增加了画面的视觉冲击力而已，略显游离。
“墨即是色，色即是墨”，中国画的墨与色虽然是不同的概念，但用同一个理念来对待，一定程度上说，色即是墨所要表达的意蕴。
对于绘画，近年来我做了不少重彩的尝试，坚持以墨为陈，色之为诗。恪守中国画的艺术特点和传统，是创新立派的准则。
您从事绘画这么多年，时代的转换对您意味着什么，如何影响您的艺术？
有一句话叫“艺术来源于生活，而高于生活”，我的所有作品也遵循这个道理，本质上都来源于生活，而时代的转换，对此最为切身的体会，同样是生活的改变。由此而涉及的绘画题材、内容、技法等各个层面，都随之不断转变。
传统的中国山水画是一门精英艺术，常常为古代失意文人逃避现实、超越功利提供了平台。戏墨弄笔、自得其乐，远离大众、远离生活是其基本的表现形态。这样的风气传承千百年，不少画家以玩笔墨为绘画目的，所绘的作品就与时代脱节。清初石涛对此深感忧虑，大声疾呼：“笔墨当随时代。”意思就是告诫人们，笔墨语言必须伴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，否则，“从白水以枯煎，恐无复佳矣”。
我也是以此为准则，不仅从笔墨技法的角度理解此语，更在描绘对象上与时俱进，要求自己摆脱晚清以来文人画陈陈相因的模古之风，将目光投向郁郁生机的现实山水世界以及生活花鸟情趣。
与此同时，我在绘画中用色颇多，不仅是因为海外的游历，也是时代背景之下，中西绘画深度交流融合的表现佐证。由此，使我对祖国大好山水更有感悟和体会，技法也更为丰富。我相信一句话，载入史册的艺术品必然打上时代烙印。
除了山水之外，是如何对花鸟、书法也产生兴趣并进而进行创作的？
陆俨少先生曾亲口对我说，“画画，字要写得好；字的功夫，就是练习线条的功夫，就是掌握用笔的功夫。”这正是我们所谓的“以书入画”，有了书法基础，就能够大幅提升绘画当中的笔墨效果。唐代绘画理论家张彦远曾提出：“夫象物必在于形似，形似须全其骨气，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，故工画者多善书。”说的正是这个道理。纵观中国绘画史，举凡大画家莫不是大书家。远如元之赵孟頫，明之文征明、董其昌，清之郑板桥、金农，近若近代的吴昌硕、张大千、齐白石、潘天寿、陆俨少等都“以书入画”，将自己独特的书法用笔渗透进绘画创作中，从而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画风。吴昌硕将篆书石鼓文的金石气导入其花卉；陆俨少独创的“勾云法”则得益于其书法的行云流水。这样的范例不胜枚举。同样，花鸟是也画家的必备修养之一，和书法的不同之处在于，花鸟画和山水画相辅相成。
山水、花鸟、人物，均为中国画之本属，其理法是相通的，都是笔墨艺术对生活的解读与体悟。传神、达意、取韵的连动中显示画家的艺术情感和思想，展现画家的艺术风格和品性。
回头看自己的创作经历，您认为您最重要的艺术观念和艺术思想是什么？
说艺术思想还谈不上，我的想法是：首先，绘画创作要遵循传统，通过对各个时期中国画的串联和比较，去了解中国画真正的传统，掌握中国画精神，以此加深对民族文化的认识和理解，再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去表达。我始终认为，艺术不是表象的摹仿，而是通过表象去传达自己的情感，甚至愿望，更注重的其实是精神而不是表面。第二点是，艺术来源于生活，但并非生活的再现。我希望用自己的笔墨将生活层层剥开，将自己发现的生活真相和本质，用艺术语言表达出来。艺术从来不是简单地将生活中的大大小小、点点滴滴去做堆砌，而是化繁就简，剥开层层表象，将深埋其下的真实提炼出来，赋予其种种意味，展现给大家来看。第三点是，我希望能在传统基础上，能在符合时代精神的前提之下，将色彩更多融入到画作当中，不断尝试和探索，如何把色彩和中国画结合得更好。创作过程中，无论是一根线条、一个图形、一种颜色还是一个色块，都发自内心，以此为基，去激荡观者的灵魂，进而听懂我的艺术语言。不止于笔墨的粗放，色彩的浓重，更在于充盈其中一种境界、一种精神。创新，立派。